在加沙城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废墟上，一具尸体被毯子覆盖后抬起，这一幕发生在2023年11月1日，正是以色列军队对该地区发动第二次空袭后的24小时内。此时，救援队正在进行紧急的搜救行动，而眼前的场景令人不寒而栗。这幅画面也恰恰与本文讨论的“国家自杀”和“谋杀性”行为之间，形成了深刻且让人不安的隐喻。
回顾历史，若美国走向解体的预言成真，那么它将占据“国家自杀”历史的一个重要位置。虽然这一解体可能不会达到如同俄罗斯末期沙皇时期或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六时期那般的崩溃，但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政权带来的反民主浪潮相比，眼前的这些历史事件都显得微不足道。无数的政府、教育、医疗、文化和科学机构，成为了当前拆解的目标。而对于全球其他地区来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行为，不仅仅是国家自杀式的行为，更是一种谋杀式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因停止向海外运输食品和药品，导致了大量死亡，特别是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救治药物缺乏，至今已造成约35万人死亡，且每小时仍以103人的速度增长。而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名为“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一项大而美法案”）的荒唐法案，减少了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每年将导致超过21600例本可避免的死亡。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死亡人数相比，这些数据显得微不足道。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正日益加剧，而特朗普政权却依旧无所作为。其“钻井、钻井、再钻井”的政策，正以不可阻挡的速度推动局势恶化。
展开剩余7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若气候变得更加极端，洪水、饥荒和疾病等非军事后果可能会导致每年58万人死亡，至2050年这个数字有可能飙升至1450万人。而美国安全项目（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则认为，这一预估显然被低估。根据该机构的模型，全球变暖每年已经导致40万人死亡，并且这一数字正逐步逼近70万。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它不仅大幅削减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还停止了对气候变化的公开讨论，拆解了政府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跟踪和预测能力。问题在于：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会如此固守这些错误的立场？
特朗普曾公开表示，气候变化是“骗局”。他甚至提出，应当在汽车车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些言论虽然自相矛盾，但反映出的是其极端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政治策略的手段，而不一定代表他及其亲信的真实信念。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极右翼精英已经开始公开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否认气候变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为了激发“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的狂热，煽动他们对气候变化的抵触情绪。这些人似乎宁愿相信一个在错误的卫生间里的人比风暴、洪水和火灾更具威胁。
《2025计划》——这份被广泛讨论、且特朗普本人曾否认过的885页“愿望清单”，其实反映了共和党的新立场。该计划主张通过全面撤销政府干预来解决“拜登政府的气候狂热”，尽管它并未明确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令人注意的是，计划中指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源应优先用于增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的韧性”。与此同时，其他相对温和的共和党派系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气候解决方案的具体细节，而非承认气候变化本身。许多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如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和曾有影响力的埃隆·马斯克，也持有类似观点。
简言之，共和党内部的精英们清楚气候问题的严峻性，但他们却选择不采取行动，甚至通过促进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推动低效的燃煤电厂继续运营，甚至阻挠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来加剧这一危机。他们为此辩解时，往往无法提供合适的理由，仅仅是模糊地引用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在国会中的表态：“美国有‘充足的时间’来应对气候危机”。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解释这些行为呢？
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令人深思。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金钱。这不言而喻。在上一届选举周期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对共和党的捐款超过了民主党的五倍。更不用说与化石燃料相关的个人捐赠者，或是那些无法追踪资金来源的“暗钱”。毫无疑问，化石燃料行业在2024年大选中的支出，将远远超过这笔可追踪的2.19亿美元。
其次，商业机遇也是一大因素。全球变暖的冰雪融化，尤其是在北极等地，实际上会为新的运输路线和资源开采提供机会。例如，格陵兰岛对特朗普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该岛富饶的稀土金属资源，而这些金属对电池技术至关重要，进而影响高科技和国家安全领域。如果加沙这样的地区可以被重新开发为“中东里维埃拉”（如特朗普所说），那么想象一下，极地冰雪融化后的房地产潜力是多么诱人。
除此之外，文化战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战线逐渐明晰，团结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课题。若在气候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担心他们会被贴上“名义上的共和党人”的标签，甚至被指责在一些文化问题上态度软弱。这种对政治身份的坚守，导致他们宁愿采取夸张甚至荒谬的行为，也要避免任何形式的妥协。对于他们来说，承认气候变化只是一个虚伪的“软弱”表现。
人类学家安东尼·F·C·华莱士曾提出“认知结构守恒原则”，即人们往往宁愿坚持错误的信念，也不愿放弃已建立的认知结构。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中尤为明显。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或许会认同《后代为我做了什么？》一文中的观点，即他们无需为未来的后代承担责任。对他们而言，关心未来的气候变化，似乎是“失败者”的行为。
然而，意识形态也深深地根植于其中。将个人自由置于一切之上的思想，使得右翼对于任何形式的监管都充满敌意。气候变化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和共同努力，而这种跨国治理的观念，是右翼最为反感的事情。因此，面对气候变化，右翼常常选择回避，拒绝承认气候危机的全球性与紧迫性。
无论如何，未来的气候变化将迫使人们认识到，无论身份如何，所有人都面临着相同的生存危机。在这个背景下，种族、民族和其他形式的优越感，都将显得微不足道。正如达尔文曾经说过的，“当人们联结成更大的社区时，他们应当扩展对所有人种族的同情心。”而对于那些坚持认为自己与他人不同并且优越的群体来说，这一观点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最终，政治的变化往往是动态的，潮流总有可能发生反转。右翼分子的固守态度，终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挑战。气候变化的时钟在不停地滴答作响，且已经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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